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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歲孩子被父母逼迫碰瓷20次:這輩子再也不會相信父母了

導讀



當不少孩子還在為一頓飯不可口、一件衣服不稱心而和父母爭執時,文中的這個孩子,卻成為了父母“碰瓷”的必要“工具”。



這是一個怎樣的家庭?背後有著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?



4歲孩子被父母逼迫碰瓷20次:這輩子再也不會相信父母瞭



林煊去學校看望小金。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袁貽辰/攝



4歲孩子被父母逼迫碰瓷20次:這輩子再也不會相信父母瞭



小金的日記。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 袁貽辰/攝



那一腳是父親踹的。



14歲的小金從正在行駛的三輪車上摔了下去,一頭撞上了地。漆黑一片的隧道裡,他抱著自己的頭,哇哇地叫喊起來。



“疼,腦袋就像一坨面碎成了粉。”小金閉著眼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回憶。當時,他蜷縮在地上,看著父母圍在自己身邊,指指點點,又大聲和一瘸一拐的三輪車夫嚷嚷。平日裡在五金廠乾臟活的父母氣勢洶洶,這些三輪車夫多是中老年殘疾人,沒有載客營運證,最怕的就是事故和報警。



賠償談妥了,小金顫抖著站了起來。



這一次“碰瓷”算是“成功”了。



這個14歲少年的腿、手臂、背和後腦勺留著結痂的新舊不一的痕跡,有的是在臺州留下的,有的是在寧波。從去年8月到今年10月,小金卷進了父母策劃的這門“生意”。這對從四川山區來到浙江務工的夫妻,帶著一雙兒女,奔波於浙江多地,一次次地強迫兒子在三輪車拐彎或快速行駛時摔出。



“小孩子摔了才可能騙到錢。”母親文麗說。



直到被警方抓獲時,他們已作案近20次,涉案金額上萬元。



在寧波市公安局江東分局福明派出所的審訊室裡,文麗告訴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,自己錯過了孩子的童年,當她把孩子從老家帶到浙江時,看到的是一個成績倒數、打架鬥毆、不服管教的少年。這個農民工母親痛恨不成器的兒子,也無力扭轉貧窮的家庭。在她眼裡,用孩子“碰瓷”得來的錢補貼家用,並無不妥。



小金說,自己也曾試圖說服、掙脫父母,但都失敗了。他害怕車上父母的眼神,那是一種“惡狠狠、要吃人的眼神。”如果躲閃,母親會輕飄飄地補上一句,“還有兩分鐘就到了。”那是一種暗示,如果再不行動,父親的腳、母親的手都可能招呼到自己身上。他會被父母踹下車或是推下車。



目的只有一個,摔下去,“碰瓷”。



這個14歲的孩子說,到後來,當真正摔下三輪車時,在皮開肉綻的痛感到來之前,他會覺得心裡一塊兒石頭落了地,“終於輕松了”。



4歲孩子被父母逼迫碰瓷20次:這輩子再也不會相信父母瞭



小金兄妹在派出所吃飯。圖片由福明派出所提供



我又不是鐵,怎麼摔都摔不疼,你們真的把我當兒子、當人看嗎?



路是坑坑窪窪的,小金沒掌握好力度,整個身子撲了出去,皮破了,血和泥巴混在一起,他抱著身體大叫起來。



這是父母教給他的,“沒那麼嚴重也要裝那麼嚴重,才能多要錢。”去年8月,小金第一次“碰瓷”,他們選擇了離家不遠的地方,訛了三輪車夫1000元。



他一點兒也不想參與碰瓷。可家裡,媽媽對自己罵罵咧咧:“你不去的話就不要上學了,去學校把你的學費要回來。”



媽媽也會哭著說:“家裡飯都吃不起了,怎麼辦啊?”



當時只有13歲的男孩不吭聲了。他從老家來到浙江後,隨著父母換工作轉學兩次,新的教材和老師同學都讓他感到陌生,成績越來越差,數學什至只考了幾分。



可他還是不願意“碰瓷”,這個個頭越躥越高的少年很清楚,“‘碰瓷’是不對的”。



父親盧勇聽到這話,沖上來甩手就是一個耳光。小金個頭1米7,快趕上父親了,體重卻不到100斤。他被扇得直踉蹌。



他委屈地大哭起來:“我又沒錯,你憑什麼打我?我讀書不好,你們教我不就行了嗎?”



回應他的是一個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的聲音。



他害怕那個碗砸到自己身上。“其實我來浙江以前成績挺好的,能考前幾名。”小金對著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說,“哥哥,是真的。”



他記得,這個家以前不是這樣的。這幾年爸爸迷上了打麻將,從此常帶著一身酒氣晚歸,有時候贏錢了,家裡會有好吃的,父親也是和顏悅色。如果輸錢了,那些杯子和碗就可能砸到自己身上。



他在作文裡寫著:“家就像個菜市場。”



面對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的提問,盧勇否認自己賭博,說兒子沒教育好,沒一點兒優點,“不讓他碰瓷,這個家就沒錢吃飯,太窮太窮了”。



這兩年環保抓得緊,盧勇打工的五金廠也關停了,四十出頭的他只能做零散的活兒,被各個工地召喚。新工作不好找,沒了穩定的收入,自己就這麼一點點“思想變壞了,走上了歪路”。



這個農民工十餘年來外出務工,在媒體報道中認識了“碰瓷”兩個字。類似的新聞一多,他琢磨著,“碰瓷”的對象得是小孩或是老人,“容易得手”。



他盯上了親生兒子。



最開始,兒子怯生生地跟他說:“爸爸,我們做兩次就不做了好不好?”他“心疼”滿身是傷的兒子,也想著“做幾次錢掙夠就算了”。可是後來,他發現孩子“沒怎麼嘔吐也沒怎麼出血啊,醫生也說不是很嚴重啊”。



與此同時,他的錢包鼓起來了,每次“碰瓷”的收入從幾百元一點點漲到了幾千元。



在審訊室裡,再一次回憶這些細節,盧勇對記者說:“我慚愧了,我沒臉見人。”



不過,幾個月前,“碰瓷”在他眼裡依然是一門穩賺不賠的“生意”。兒子疼一疼不是大事,摔一次就能掙到幾百上千元。過去,他和妻子在五金廠要戴著手套在油裡清洗機器,氣味熏天,手套也常常滲進工業用油,後來皮膚過敏,變成大大小小發癢的紅點,再摳破就成了傷口,“很疼很苦的”。就這樣,一天不過幾十塊錢的工資。



“他們上癮了。”小金對記者說,父母就像是吸毒一般,到後來,父母強迫自己的手段越來越粗暴,連借口和理由都懶得找了,自己每一次抗爭,換來的只會是耳光和砸在地上的鍋碗瓢盆。



“‘碰瓷’來錢太容易,太快了。” 文麗向記者坦承,沒有任何工作能與之相比。



唯一會抗議的,是兒子。一次,這個只會默默撫摸傷口的少年爆發了,沖著父母大哭,“我又不是鐵,怎麼摔都摔不疼,你們真的把我當兒子、當人看嗎?”



沒人理他。



“都是皮外傷,沒什麼問題的。”這個沒念過書的農村女人向記者解釋,“跳的時候我也會看前後有沒有車。”



小金還記得,碰上的車夫十有八九是殘疾人,特別是第一個被訛的車夫,“腳掌都沒了”。那天賠了錢,車夫一瘸一拐離開的身影一直留在他心裡,他跟父母說:“他們好可憐啊。”



“假如我們開三輪車,別人這樣對我們,我們怎麼辦?”他很想說服父母停下。



他的母親直搖頭,“不騙他們騙哪個?開汽車的嗎?我們能敲到竹杠?”文麗隨後又勸兒子,“再做幾次,等經濟寬松一點就不做了。”



整個社會都在關愛殘疾人,怎麼會有人來害我們整我們啊



小金後悔相信了母親。



經濟寬松就像是一個永遠不會抵達的站臺,父母在地圖上畫三角形,從他們的暫住地臨海縣開始,向東南方向的臺州、路橋、溫嶺一帶挺進,東北則一路從寧海碰瓷到寧波。因為涉及到長途“碰瓷”,父母會在周二周三就和小金提前“預告行程”,讓他“早做準備”。



“真的煩死了。”學校是他最後的避難所,在那兒雖然聽不太懂數學課,但有同學,沒人打自己,更不用去想“碰瓷”的事情。現在,父母連最後這點兒空間也不給他了。



他不再哭泣了,“哭沒有用,他們不會心疼”。這個少年回應的方式是強硬地拒絕,“我不去,我就是不想去。”



暴力升級了。文麗在派出所承認,夫妻倆曾讓小金跪在啤酒瓶和小板凳上,目的是為了讓他低頭服軟。



有一次,在寧波“碰瓷”,小金摔下車後,有小兒麻痹癥的三輪車夫陳烈鳴搖搖晃晃地走過來,摸了摸他的後腦勺,把他送進醫院。寧波市第二醫院出具的診斷報告顯示,小金枕骨骨折。他的後腦勺腫了一個大包。



醫生建議“留院觀察”,59歲的陳烈鳴也慌了,生怕孩子落下病根。可孩子父母很淡定地說:“孩子的爺爺剛死了,我們著急要去奔喪。”



雙方達成一次性賠償協議,三輪車夫搭上了4000元。一旁的小金覺得“很悲哀”——將自己一手養大的爺爺,已去世好幾年了。



就連骨折,也並非由這次摔傷引起。就在前不久,一次“碰瓷”的過程中,小金摔到了後腦勺,經診斷是枕骨骨折。小金還沒來得及搞懂什麼是枕骨,就聽見父親興沖沖地跟母親商量:“趁現在骨折,我們多做幾次”。



“他們就沒想過,後腦勺存在一定危險性,第二次再在這個部位受傷,可能有生命危險啊。”福明派出所所長林烜說到這事兒一直憤怒。



憤怒的不止是他。一個多月後,坐在派出所裡的三輪車夫陳烈鳴眼睛通紅,老人提高了音量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說: “整個社會都在關愛殘疾人,怎麼會有人來害我們,整我們啊!”他開了十多年三輪車,從沒想過有一天會成為被“碰瓷”的對象,“‘碰瓷’不都是碰那些有錢人嗎?我們能有多少錢啊?有錢人會這個年紀來開三輪車嗎?”



已步入花甲之年的陳毛頭也是受害者之一,這個有腿疾的三輪車夫當初被騙時也疑心過,可轉頭一想,“這父母總不會眼睜睜看著自己兒子摔下車吧?”



他六十好幾了,兒子的婚房一直沒有著落,自己早出晚歸地載客掙錢。3個月前,當孩子倒在地上時,他嚇得“發抖”,不停地求這對父母不要報警。這個吃低保的老人什至不敢去想,如果報警罰沒了三輪車,不識字還殘疾的自己“還能做什麼”。



前些天,當派出所找上自己時,他又一次發抖了。只是這次,是氣的。“我都這麼大年紀了,還在自己討生活掙錢,這對年輕人有手有腳為啥不去好好工作?”



陳毛頭想不明白的,還有很多。 “為人父母,都是給小孩最好的,就怕孩子吃不好穿不好,這父母怎麼下得了這樣的手?”他對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說,“我恨這兩個大人,更心疼小孩。”



小金父母被抓後,這個被訛了3600元的老人趕到派出所,告訴民警:“這樣的人不配為人父母,要讓他們腦子洗乾凈了再出來。”



有三輪車夫向舉著攝像機的記者囑咐,“圖片一定要打碼”“這夫妻對自己都可以這麼狠心,何況是我們。”他不放心地打來好幾個電話,說害怕被報復。



警察林烜理解這些車夫的擔憂。他在調查案情時發現,這對夫妻作案一步步升級,不僅瞄準了三輪車夫這一弱勢群體,還逐漸將“碰瓷”地點從郊外調整到人流密集的鬧市區,利用圍觀群眾壓迫三輪車夫。同時,兩人分工合作,母親文麗帶兩個孩子上車碰瓷,降低車夫的警惕,父親盧勇則在孩子倒地後出現要價。



小金越來越怕自己的父母。他不斷想起摔下一瞬間天旋地轉的感覺,想起老人零零碎碎湊起來的賠償款,100元,50元,20元,鈔票都是皺巴巴的。



臨海太小了,“碰瓷”了幾次,他們就被當地交警認出。那時,小金還一度以為這場噩夢即將結束了。



這個少年從未想過,噩夢似乎永遠沒有醒來的時刻。父母果斷決定轉戰,每個周末,他們一家踏上不同的交通工具,大巴、中巴、火車。他從不關心目的地,也無心看窗外的風景,從始至終自己的任務只有一個——坐上三輪車,再摔下去,“碰瓷”。



“從縣城一步步輻射到周邊大城市,作案軌跡很清晰地說明了他們的胃口越來越大了。”林烜總結說。



小金冷眼看著父母開口要價從1000元飆升到8000元,“碰瓷”的次數也從一個月一兩次變成了每周一次。



一個念頭再也壓不住了,“跑!”



4歲孩子被父母逼迫碰瓷20次:這輩子再也不會相信父母瞭



盧勇在審訊室。圖片由福明派出所提供



4歲孩子被父母逼迫碰瓷20次:這輩子再也不會相信父母瞭



文麗在審訊室。圖片由福明派出所提供



什麼是這個家庭真正的災難?



那是小金10多年來最大膽的決定——趁父母休息,偷出了戶口簿和930元錢,一路飛奔逃出了家門。



因為多次外出“碰瓷”的經歷,他比同齡人更加熟悉車站和購票事宜。他先坐火車到寧波,再轉長途火車到重慶,最後坐大巴回宜賓老家。最緊張的時刻,是在臨海車站等車的最後那幾十分鐘。這個身材瘦削的少年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回憶,他當時蜷縮在座位裡,眼巴巴地向外望,祈求時間過得快一點、再快一點。他怕父母追上來。



他成功了。



這段經歷在小金父母的敘述裡成了另一番模樣。盧勇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堅稱,兒子“做了太多壞事”,四處打架偷盜,什至找人毆打自己,兒子是因為在學校惹了麻煩才跑回老家。他認為,此前爺爺奶奶對孫子的教育很失敗,“當然,我也有一定的責任”。



文麗的態度更直接,她毫不避諱地告訴記者,“這個家落到今天的地步都是因為小金。”她視自己的親生兒子為家庭的“災難”。兒子和小女兒相比,學習差、四處惹事,還總被學校開除,讓他們“不得不求人送禮”,更讓這個家“經濟落入困難”。



學校政教處主任陳老師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證實,小金在學校表現良好,除了學習成績較差,並未出現打架、偷盜等行為,學校也從未開除過孩子,更沒有向小金父母收取任何額外費用。



辦案警官劉名府和小金的語文老師蔣老師溝通過,蔣老師告訴他,這學期開學,小金主動競選了語文課代表,負責早自習的領讀和收發作業。一開始小金很不自信,他問老師:“我語文只有30多分,我也能當課代表嗎?”



老師告訴他:“我相信你可以做好,你也要相信自己。”



前不久的一次月考,小金語文考了69分,蔣老師看過小金記得滿滿當當的語文課筆記,他說,小金“只是缺了太多太多的鼓勵”。



所以,在一次審訊中,聽到盧勇辯解,“碰瓷”的想法是孩子提出來的,自己今天“就是替他頂罪”時,劉名府憤怒了,“如果不是穿著這身警服,我真想沖過去揍他。”



他絕不相信這對父母不知道,小金已經害怕黑暗幽深的隧道了。每一次過隧道,這個少年都會緊緊抓住座位,閉著眼,渾身發抖。哪怕,這個孩子是坐在安全的警車裡。



蔣老師不僅擔任小金班級的語文老師,也是學校主管德育的副校長。這個從教20餘年的老師認為,小金的父母“根本沒有正視自己的問題”。



在他看來,這個孩子根本不是家庭的災難。“父母在家庭教育的失職才是這個家庭真正的災難。”他向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解釋,小孩子學習差、調皮搗蛋一點再正常不過了,那都是成長的過程。小金自幼留守,童年缺失父母陪伴,的確有一些留守兒童的通病,但都可以改正、教育,父母絕不該放棄、忽視孩子,更不能因此脅迫孩子犯罪。



只是,這些話他從沒有機會向小金的父母道明。在這所以打工子弟為主的學校裡,他需要面對的,是一些“認為孩子只需要吃飽穿暖就可以”的家長。



身為政教處主任,陳老師遇到過太多孩子悄無聲息地離開,“讀著讀著就走了,去當個學徒,到了十八歲開始掙錢,順便談個戀愛就把小孩生了,結婚證都是後來補的。”他告訴記者。



在他眼裡,學校能做的太有限了。比如這次,小金突然消失不見了,學校向盧勇詢問孩子的情況,盧勇輕描淡寫地說:“我們把孩子送回老家讀書了。”



崗位沒了,大人走了,孩子也跟著走,教育只能戛然而止



學生頻繁的流動是這所學校的常態。



陳老師坦言,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從事比較低端可替代的工作。有些是產業工人,有時候全球經濟形勢一個小小的變動,他們的命運也會隨之變化。崗位沒了,大人走了,孩子也跟著走,教育只能戛然而止。



他很苦惱,有時對一個孩子的教育剛開始兩三年,就碰上孩子的父母離開,小孩哭著轉學了。到了新的學校,這些還處在人格建立期的孩子,面對的也許是不同的教材和陌生的老師同學。這個年輕的老師說不清楚,這會給孩子帶來怎樣的影響。



有時候,孩子是跟著父母回老家,有時候是在大大小小的工廠聚集地間遊蕩,似乎唯一不變的,是這群父母身不由己的命運,和那些孩子同樣身不由己的命運。



“只能說,時代發展太快了,腳步停不下來,可很多東西沒跟上。”陳老師說,“小金並不是極端的個例。”



林煊告訴記者,具體外來務工子女的人數很難統計,他預估“差不多兩戶就會有一個孩子,一個轄區如果有3萬外來務工人員,那小孩子至少會有5000個”。



這位警官處理了多起校園附近的打架和敲詐勒索案件,犯下這些案件的有一些就是學生。



“數量不少。”他說。



14歲的小金已經轉學3次,在第二次轉學後,他說自己“徹底放棄搞學習了”“完全看不懂啊”。他還記得那次轉學後學的是除法,可他怎麼也學不明白,那時候心裡只顧得上害怕。



陳老師是小金科學課的任課老師。他很難將這個平凡的孩子和那個碰瓷了近20次的少年聯系在一起。“童年沒有父母陪伴是很大的空缺,對性格人格培養有很大漏洞。”他說。



真正逃離父母回到老家時,小金似乎找到了久違的開心,他下河抓小龍蝦,上山去采草藥,“小龍蝦一斤二十多塊錢呢,我可以掙幾百塊錢,自己養活自己,餓不死的”。



可他有時還是會想起父母,想起學校,他說自己還是想上學。



父母找到了他。一個接一個的電話打回了老家,鄰裡親戚都跑來老宅,勸說這個“不懂事的孩子”。



他沒有向親戚講述“碰瓷”的事,“太丟人了”。他更害怕把這事兒說出來父母會被抓,“畢竟他們還是我爸爸媽媽”。聽到親戚對自己的指責,他只會默默地哭,他說,自己已經不會放聲大哭了。



父親後來向他承諾,絕不會再逼他跳車“碰瓷”,更不會再打他。電話裡,父親還告訴小金,你該回來考試了,“考完試,我再送你回老家上學。”



小金回家了。後來,戶口簿被父母藏好,他放學後的行蹤以小時計被父母確定,“碰瓷”變得頻繁,他又試圖逃跑三次,但紛紛失敗。



他放棄了掙扎。



這個少年說,如果不是被警察發現,也許自己會這樣繼續“碰瓷”下去。他迅速消瘦,體重掉到了80斤。



小金說,他確定了一件事,這輩子“再也不會相信父母了”。



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



小金至今記得,父親被押送上警車前留給他一句話:“一定不要說實話。”



當他跟著辦案警官走進派出所,離審訊室越來越近,這個少年一下子委屈得不行,他對著林煊把自己作案的細節交代得乾乾凈凈。



“不後悔。”小金說自己做了正確的事情,“爸爸媽媽應該被懲罰。”



在父母被刑事拘留後。福明派出所的民警給兩個孩子安排住處,帶他們在食堂吃飯。小金時不時地問警察:“爸爸媽媽什麼時候能出來?” “如果不能出來,要判多久啊?”



收到民警給自己買的新衣服時,小金只露出了一個淺淺的笑容,“看得出來,他是真的有心事,不是真的開心。”



他偷偷告訴林煊,自己擔心父母,又不擔心父母,既想讓他們出來,又擔心他們出來後打自己。



“我不恨他們。傷心的時候,我會哭一下,過兩天就好了。”他告訴林煊。



這個14歲的孩子和林煊作了一個屬於男人間的約定,他會好好照顧妹妹,直到父母放出來,把妹妹交到爸爸媽媽手上,自己再回老家,“老家學費便宜。”



如今,兩個孩子在學校寄宿,學校給小金兄妹買了新被子、褥子等床上用品,還安排了生活老師照看。只是,這也並非長久之計,蔣老師很希望兄妹倆的親戚可以前來照看,他許諾,學校可以為孩子的親戚安排一份工作。



可是,自打孩子父母被刑事拘留後,只有一個在江蘇打工的親戚匆匆趕來一趟,給兩個孩子塞了幾百塊錢後,又悄悄離去了。



林煊也考慮過這個問題。這位從警21年的警察見過很多法理與人情的沖突,許多父母犯罪,遺留下來的孩子如何照料一直是個大問題。



事實上,很多犯罪分子什至會帶著孩子作案,被抓時就擺出一副“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氣勢”, “你們抓了我,孩子就沒人照顧了”。



類似的情況總讓警察為難。那些案子程度大多較輕,一般都是治安拘留15天,偶爾民警和協警也會客串一段時間的“愛心爸爸”。不過這回,林煊是第一次碰到父母帶上孩子一道刑事犯罪。從某種程度上來講,“性質很惡劣”。



可這一次,他沒有心軟。



案子到派出所時,這個有一個18歲兒子的父親表示,“這個案子要辦,一定要辦。” “這樣的父母怎麼能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?”



他聯系了街道辦事處和婦聯,希望一起處理這件讓人揪心的案子。他很清楚,身著警服,“是剛性的,代表著法治”,他害怕嚇到孩子,所以無論做筆錄還是後續對孩子的心理輔導,他都叫上了這些“柔的力量”。



被送回學校前,全所警察為小金兄妹捐款6800餘元。派出所還在福明街道辦事處申請到一萬元經費,專門用於小金兄妹未來的學習和生活。



小金的態度自始至終都很堅決,“不想和父母再一起生活了。”林煊從未開口相勸,這個老警察曾檢查過孩子身上的傷,背部、手臂、腿部、後腦勺,渾身上下就沒幾處看不見傷口的地方。他驚呆了。



一些傷口至今發癢,在深夜提醒這個睡不著的少年,一切還沒有完全過去。



警方表示,如果小金堅持回四川上學,警方會盡全力協調當地學校為他辦理轉學手續。



但警方也很清楚,“送回老家不是首選”。 “農村老家讀完初中就沒學校了,在寧波城裡讀書,成績好能上普高,成績差也能上職高,至少能學門技術。”



“我們想努力讓孩子用6年的時間學會自立。”警察林煊說。



看守所裡,孩子的母親選擇了認罪,她哭泣著問警察,自家的米不夠吃了,孩子該怎麼生活。被刑拘當晚,她哭著交代了自己的罪行。警方準備為文麗辦理取保候審,“至少讓兩個孩子能有母親照顧”。



“這裡的回憶不好。”小金說,自己最大的心願就是“回老家”。來浙江7年了,他說自己也有遺憾,就是轉學後除法沒有學明白,當時太害怕了,搞不懂也不敢問,到後來自己也放棄了。



如果可以,他想回到過去,“把學習搞好,這樣以後的工作才不會被機器替代”。



他想得很遠。他說,如果以後自己有了孩子,“我要讓他學好,做什麼都行,就是不能讓他像我爸爸媽媽那樣做壞事,一定不能做壞事。”



中國青年報·中青在線記者 袁貽辰 來源:中國青年報 ( 2017年11月15日 12 版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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