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妓女的孩子不該是妓女,是的我相信

(本文由Sir電影原創:dushetv)



妓院,你去過嗎?



嚴肅,別笑——



這個世界上有那麼一群人,他們去過……不,應該說他們就生在妓院



琪琪是其中的一分子,她如是說:



“到我們樓裡來的男人不好,醉醺醺地大吵大鬧,還滿嘴臟話。”



“那個女人問我,什麼時候會去街上拉客。他們說就快了。”



說出這番話的琪琪只有9歲。



妓女的孩子不該是妓女,是的我相信



小男孩阿吉10歲了。



“我的未來沒有希望。”



“念書?我們都快吃不飽了,還念書呢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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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生環境教會小女孩塔塔的是:



“生活本來就很痛苦,就是這樣而已。”



妓女的孩子不該是妓女,是的我相信



你有沒想過——



妓院,這個成年人聽上去挑逗又刺激的地方,對於這些孩子,是一座走不出的囚籠。



琪琪、阿吉和塔塔,這三個來自印度加爾各答的孩子,因為一部紀錄片,成為主角——



《生於妓院:加爾各答紅燈區的孩子們》



Born Into Brothels: Calcutta's Red Light Kids



妓女的孩子不該是妓女,是的我相信



這部片其實還有一個比較sunshine的中文名:《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》



它是第77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紀錄



導演澤娜·布裡斯基,畢業於劍橋大學,神學專業出身,卻對攝影情有獨鐘。



妓女的孩子不該是妓女,是的我相信



她相信,不論創作者、觀賞者,都應該從藝術汲取生命的能量。



上世紀90年代,當時還是個小記者的澤娜來到印度。



一下子掉進印度式苦難的海洋:



墮胎、嫁妝式死亡、寡婦城、童婚……



她去了亞洲最大紅燈區——位於加爾各答的索納加奇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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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被鄙棄的孤島。



性交易、毒品、賭博、暴力、謀殺……它源源不斷地滋生著犯罪,也吸納著數不清的赤貧人口。



在印度,有一個普遍說法:妓女的女兒生來就是妓女。



還未出生,命運就先給她們下達了判決書。



她們從小沒有爸爸,也不知道爸爸是誰。



不妨用跟“12”有關的一組數據來佐證:



索納加奇的性工作者中,有12000名未成年人。



最小的不到12歲。



每天收入,不過12元。



女孩成為雛妓,男孩加入黑幫,這就是生於妓院的成長軌跡。



所以,和“失足婦女”不同,這裡的女孩,從小就被“纏足”和“禁足”。



印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擁有更多的現代奴隸。該國有數百萬成年女性和女孩身居妓院,這些人在最初的數年常被拘禁,直到她們逐漸屈從於自己的命運。(《紐約時報》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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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部片拍攝中,就有慘事發生:阿吉的母親,被皮條客放火燒死了。



目睹紅燈區種種景象,澤娜感到一種無以言表的震驚。



她意識到:這才是我來印度的原因。



她要用鏡頭拍下妓女的處境。



問題是,一個白種人,在紅燈區,手持攝像機錄像?幾乎不可能。



女人臉上的神情寫滿了絕望、麻木……更多的,是警惕



隨便走一趟,發現你的行蹤“不對勁”,你就會被當地勢力盯梢。



為難之際,妓女的孩子,引起澤娜注意。



這些純真活潑的小天使,像是裂縫處的花朵。



這八個孩子,成為影片主角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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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八個孩子看上去,和一般孩子沒什麼不同。



你看,鏡頭前的孩子,一樣的笑容明媚,一樣的眼神清澈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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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你再細味他們的話。



怎麼說,都帶著一種和年齡並不相符的早熟



比如阿吉,他對生活的態度是——



“看起來雖難過,但依然得面對。因為這就是事實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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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孩的處境更糟。



她們通常都被看成是家裡的搖錢樹,負責打雜、掙錢養家,還有可能被賣去當雛妓。



她們的母親是妓女,父親不知道在什麼地方,要麼販毒,要麼賣私酒,或者早就死了。



於是,小女孩塔塔說——



“我得討生活……我從沒真正想過會有錢。就算窮,也可以很快樂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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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ir印象最深的,是琪琪。



我媽沒辦法照顧我



我爸想把我賣掉



我姐沒救我的話,我早就被賣了



好怕自己會跟她們一樣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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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的,她更多的是怕。



琪琪差點被賣掉,她害怕走上母親的老路,但,如果真的強迫她賣淫,她大概也……無法反抗。



在這些貌似一樣開心的笑容下,每個孩子都深知自己的宿命。



她們潛意識已屈服了命運的安排。



一篇紀實報道,主題攝影作品,主角是紅燈區的孩子,這個題材依今天的媒體邏輯——天然具有爆款相。



它只要記錄一個憐憫到另一個憐憫,就能引來大眾“哇”的一聲,賺人眼淚,再刷爆朋友圈。



但《生於妓院》的了不起在於,它不僅不帶偏見地記錄苦難,它還想,拯救苦難。



澤娜不僅把索納加奇當成錄影取材地,她還在嘗試各種手段,一點點地幫孩子們爭取改變的可能。



首先:把孩子救出妓院。



為了這事,澤娜為孩子做了三件了不起的事。



她先教他們攝影。



實際上,片子以八個孩子為主角,是孩子的“選擇”。



這些孩子一開始就被澤娜的相機吸引。



既然孩子有濃厚的興趣,澤娜想,為什麼不教孩子使用相機,透過他們的眼睛,觀察和記錄紅燈區景象?



她把紐約攝影師羅伯普萊吉請來,教孩子們拍照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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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這種方式,她想告訴孩子:世界很大,你要去看看。



澤娜變著法地一點點激發他們的潛能。



一部相機,給孩子帶來想不到的樂趣。



這種樂趣,讓他們暫時擺脫了性交易、討生活、挨打挨罵的日常……



看看這群小攝影師的學習成績——畫風不一,街頭派,風景派,群像派。



還有抽象派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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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後這張“抽象派”出自阿吉,藝術感極好,在構圖方面尤其敏銳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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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吸引孩子的,難說是攝影這門藝術本身。



但可以肯定,比起被呵斥、被鄙視、被侮辱的生活,攝影更讓他們快樂



更重要的,是收獲了一種被關愛、被重視的尊嚴



第二件,她為他們申請學校。



攝影課還沒結束,發生了讓澤娜揪心的事:一個11歲的女生結婚了;另一個14歲的女生開始賣淫。



這讓澤娜進一步認清,改變女孩的命運,避免女承母業,除了樂趣,更穩妥的出路,是教育。



必須盡快聯系學校。



設法幫他們找到好學校



否則他們又會回到紅燈區去



其中一個小女生已經開始賣淫了



這些孩子不想待在那裡



有寄宿學校願意接收他們嗎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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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頓詢問,換來的卻是一句冷冰冰的回復——



“沒地方會願意收留他們的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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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來,寄宿學校從來拒絕妓院的孩子。



一方面,校方懷疑這些孩子感染艾滋……



另一方面,老師也極力推卸責任,他們會告訴家長:(孩子讀書)誰來賺錢?



為什麼要她進我們寄宿學校?



她一上學,就不能賺錢了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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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是有學校願意接收紅燈區的孩子的,只是——



只要男生,不要女生。



好不容易,終於有學校同意接收女孩,卻有父母的阻撓。



理由是,在學校吃不好……



就算男孩的入學問題解決了,女孩呢?



就算一時入了學,能讀完完整一學年嗎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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抱歉,誰也無法保證。



澤娜想出了第三步,她帶孩子們出國辦攝影展。



不止給孩子辦影展,還領他們見識紅燈區外的世界。



兩次紐約影展,一次牛津藝廊展覽。



他們的照片,被國際特赦組織(Amnesty International,AI)拿去做成月歷;被蘇富比拍賣……



孩子們在展覽現場,興奮地接受記者的采訪,還上了報紙、電視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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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似《家有兒女》中小雨的這個胖男孩,有個大大的夢想:成為攝影師。



他是個“靈魂派”畫手,會用畫畫表達情緒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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阿吉獨特的攝影天分,驚呆了攝影老師羅伯普萊吉。



他果斷為阿吉申請了去荷蘭參加影展的名額。



世界新聞攝影基金會每年只有9個兒童得到這個機會,不順,卡在護照上。



紅燈區的孩子不能辦護照。



護照終於申請下來。阿吉要去荷蘭參觀影展。



車上的阿吉告訴司機:開慢一點。



萬一我出車禍,我就到不了了



就沒辦法實現我的夢想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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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白講,從沒有哪部電影,讓Sir如此緊張地期待結局。



但當Sir看完結局後,Sir又不禁反思,結局重要嗎?



2005年奧斯卡頒獎禮,其中一個孩子,普瑞蒂被邀請登上奧斯卡領獎臺,這可能是她這輩子第一次面對這麼多人,她手裡捧著小金人,哭了。



妓女的孩子不該是妓女,是的我相信



普瑞蒂一開始,“一切像極了一個童話故事,我依然記得當初獲獎時和其他人相擁的溫暖。太美妙了!”



再之後,她被媽媽一個電話叫回印度,上了兩個月學後,重蹈覆轍,成為妓院頭牌。



面對這一選擇,普瑞蒂並沒有表現出太多掙扎——



我媽只有我一個孩子,我沒有其他生存技能,只能靠肉體來承擔家庭負擔。就是這麼簡單。



這篇來自《天府早報》的報道最後提到——



據印度警方透露,普瑞蒂目前在加爾各答勢力最大的黑社會控制下的一個妓院。由於她是自願賣淫,按照印度的法律,警方也沒法采取行動將她解救出來。



盡管普瑞蒂承認她知道澤娜阿姨很失望。



這也是為什麼許多人看過這部紀錄片,知道後續發展後,質疑澤娜只關注個人,沒有關注造成紅燈區孩子困境的結構性因素,“假慈悲”的原因。



澤娜的回應讓Sir拍爛手掌。



“我不是社會工作者,我只是一個攝影師。”



是啊,結構盤根錯節,豈是憑一人之力能洞見並改變?



命運的兇悍粗暴,豈是憑一人之力預見就改變?



呈現你看見的,改變你能改變的,這些邊邊角角的小事,難道就沒有價值?



什至應該被苛責?



比起同樣把目光投向印度貧民窟的《百萬富翁》,Sir更推薦《生於妓院》。



它沒有一個傳奇性的,光明的尾巴。



在後者的世界,藝術家的一廂情願是不存在的,但也因為它無能為力的結局,我們反而探尋到一種更積極,扎實的世界觀——



我們看見黑暗,我們可能擊退不了黑暗,但在命運之外,我們永遠存在更好的選擇



親自上場。



而不是叉著腰站在那裡,指指點點,作壁上觀。



導演澤娜設立孩子與相機(Kids With Cameras)基金會(非盈利),用來資助孩子們讀書。



其中一個印度孩子琪琪,通過澤娜資助,在美國猶他州一所頗有名望的大學讀書。



澤娜說:



你不能把你的攝像機當作是人類苦難的屏障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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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圖片來自網絡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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